2020年我国慈善捐赠总量达5500亿

更新时间：2021-11-02    内容来源：   

今年7月，当中国宣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共同富裕”被提上了日程。

“共同富裕更多是解决不平衡的问题，包括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差距等，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带来更大的市场需求，也给高收入人群和民营企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的CMF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上，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表示。

在他看来，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高收入人群和很多民营企业有更大的发展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进一步提高消费需求。

与此同时，中央财经委会议也正式提出三次分配的概念。在行业内人士看来，随着经济增长社会财富会不断增加，三次分配对实现共同富裕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将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们党和国家的文件把三次分配放在如此高的地位，这反映了我国的一个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领导的初衷就是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 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表示。

不过，当前我国的三次分配资源主要来自于企业捐款，慈善捐款主要来自于每年现金流量的捐赠，而存量资产规模较小。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国胜看来，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作用，对共同富裕来说至关重要。

如何提高三次分配

值得注意的是，和有法律基础、在规范框架下进行的一、二次分配不同，三次分配全凭自愿。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文凯发现，当前，在降低基尼系数中起到了最大作用的仍是政府的转移性支付和社会保障，其他因素如社会捐助等三次分配占比较小。2020年，我国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价值贡献的总量大约是5500亿左右，占GDP比重为0.54%左右。

“在三次分配过程中，慈善组织扮演了慈善资源的募集、分配使用和管理的中介角色。目前我国慈善组织培育和发展相对滞后，2020年底我国社会组织总量将近90万家，但是其中认定为慈善组织的不到1万家，被认定的慈善组织中有公募权的仅2394家。在慈善组织发展的数量、规模和公信力方面，我们和发达国家有非常大的差距。”邓国胜表示。

在李实看来，我国三次分配相对滞后，要形成更加友善友好的，有利于社会组织和公益事业发展的环境，能够形成一种社会风尚，这需要文化问题、制度问题、官方舆论引导等助力。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需要更加紧密的合作，仅靠个人、企业、社会组织是做不好三次分配的，一定要有政府积极的配合。来自于整个社会环境的培育、来自于制度建设、来自于鼓励性的各种各样的配套政策，对促进共同富裕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李实表示。

比如，当前最重要的瓶颈之一就是现有社团、民非、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的修订还没有完成，社会组织的登记难问题也因此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当前，我国有一些企业或企业家将慈善信托设到海外，也是我国相关法律不完善所导致的结果。《慈善法》颁布四年来，我国慈善信托总量规模才几十亿，低于预期。

“设立慈善信托，特别是股权慈善信托并不能享受税收优惠，也会导致很多的企业家把慈善信托设到我国的香港地区、甚至设到新加坡等其他的一些国家。最后，我国慈善组织的监督管理主要依靠政府监管，而行业自律、舆论监督和第三方评估机制还不完善，尚未形成综合监管体系，不利于慈善组织健康有序和规范发展，这亟待改善。”邓国胜表示。

亟待政策配合发挥更大作用

除了制定相关制度，邓国胜建议，政府应该为三次分配包括社会公益组织的发展提供更加便利的公共服务。政府和社会组织要结成伙伴关系，要处理好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之间的关系。在调节收入分配上，应该有一个整体规划。比如，高收入人群去资助高等教育，政府去资助义务教育，相互配合才能使得三次分配发挥更大作用。

对此，李实建议，要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出台具体的政策制度措施，政策制度相关的改革，让高收入人群和企业能够更愿意去回报社会。

同时，推进共同富裕，要解决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的问题，让他们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应关注低收入人群和社会弱势人群的子女将来发展问题，给他们子女提供更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能够分享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让下一代人能够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可以阻断所谓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通过一代人的改变达到更高程度的共同富裕，共享更多的社会成果。

邓国胜建议，未来要促进我国慈善行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慈善行业数据库的建设、行业信息披露与分析平台的建设、第三方评估机构建设、慈善组织财务审计、筹款平台的建设以及慈善组织孵化器、加速器等行业性支持机构的发展等。

“发达国家的慈善组织非常发达，是因为它的行业性支持机构无论在慈善组织的培育方面，还是在促进慈善行业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方面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国慈善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较为滞后，因此未来政府和慈善行业需要对这个领域更多地关注。”邓国胜表示。